关于“文化大革命”你知道些什麽？

                                                 关于“文化大革命”你知道些什麽？

                                                        (2008-10-26 13:45:20)

             标签：文化大革命 冤假错案 文革纪念馆 破四旧 武斗 “5.16”分子 杂谈   分类：专题文摘

                                                （本文摘2008-11-18补充更新）

         写在前面的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称“十年文革”。

      “七零后”、“八零后”的人对那个历史时期的一切没有体验和认识。

        有人不主张再谈往事，或以为那不是一段光彩的历史，不反映主流，说多了是往自己脸上抹黑；或以为悲剧不会重演，伤疤不要总去揭，应该忘记！

        有道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背叛？背叛谁？背叛什麽？

        还有另一种说法：“忘记过去就注定会重蹈覆辙！”

        这种说法更明确，“重蹈覆辙”！那末，看看那是一个什麽样的历史时期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当你知道那个时期人民过得是一种什麽样的日子，你自己就懂得要不要去避免“重蹈覆辙！”

        对那一段历史，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文字以及对遇难者的记述，读来令我震撼！为此，我将自己读过的书刊中那些涉及此问题的文字作一点摘录，提示给后人，我以为是必要和有益的。

        当然，有时间的话，你不妨对原著作更多地了解！

        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诚实地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我（作者林洙）最怕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在“梁思成”三个字上打了一个大“×”。系馆门口的人群轰地一声笑开了。她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转过脸来，一瞬间正与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无法形容我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

       （红卫兵、工人宣传队的队员先后命令、指示“我”同思成离婚，划清界线）我深信历史会说明一切，可能我等不到这一天，也许我会和他一起被红卫兵打死；也许我会被兄妹疏远；也许会被子女抛弃；也许会被朋友们拒绝。但是，我不能虚伪，不能回避，既然今天我更了解了他，更加认识了他的价值，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诚实地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见《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林洙，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257~277。

         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

        王光美：我们的儿女受我们牵连，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不得不时时为儿女们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样。特别是我们的小女儿小小，那时只有6岁。等待她的是什麽命运？在当时真的不堪想象。……我们都做好了被捕的准备，就是放心不下孩子，特别是小小。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少奇说：“如果咱门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少奇说：“这怎麽可能？”我说：“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少奇说：“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 ……

        7月18日，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然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不一会儿，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批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侮辱也更厉害。69岁的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

        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麽不许我说话？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这一天是将少奇和我放在一个会场上批斗的，我俩有幸见了最后一面。

        见《王光美访谈录》，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P.425~429。

        实心的金瓜锤打得他痛彻肺腑，几乎要背过气去

        8月23日……下午四点多钟，北京市文化局和市文联的一些老作家、老艺人、老干部……有萧军、老舍、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等男男女女共二十九人，他们被赶上了两辆大卡车，拉到了东城区国子监“文庙”院子里，在焚烧着大批珍贵的京剧戏装大火堆前，被勒令跪在周围，头杵地，挨了三个多小时毒打。打手们……以学生为主，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约有二百多人，分成几十人一批，轮番用戏台上的道具：木刀、竹剑、长枪、藤条、金瓜锤……以及他们腰间系的皮带，使出最大的力气，不停地毒打着这些文艺界手无寸铁毫无反抗力的人们。萧军……背心嵌进了肉里，粘在了一起，实心的金瓜锤打得他痛彻肺腑，几乎要背过气去。按萧军平时的性格和他练就的武功，这种侮辱是根本不能忍受的，但是他考虑到如果自己已动手反击，肯定尸横一片，可这二十八个同伴也就全玩了，一个也活不了！自己也会寡不敌众当场毙命，每个月一百一十元生活费也就没有了，孩子们还小，怎麽生活下去呢？想到这，只有咬紧牙关忍了！使他吃惊的是这挨打的受难者居然没有一个告饶的，连哼一声都没有……

        见《我和萧军风雨50年》，王德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P.262。

        对“文化大革命”“善良”愿望的破灭

       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父亲（注：作者指茅盾）是持认同的态度，认为毛主席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担心中国步苏联的后尘——变修，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因而虽然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怪现象如抄家，破“四旧”，游斗“走资派”，以至宣扬血统论，停产停课闹革命等等，一方面无法理解，另一方面希望只是暂时现象，正如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过的过火行为那样。持这种善良愿望的，在当时的老革命、老同志中恐怕相当普遍，即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却仍然相信有毛主席在掌舵，这种现象很快会成为过去。……而这些问题的积累，终于导致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善良”愿望的破灭。但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弟媳张琴秋之死和老舍之死。

        张琴秋是我们最亲近的亲戚，早年赴苏联学习，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长征中她是著名的红军妇女团团长。建国后，一直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就是这样一位对革命坚贞忠勇的老战士，却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老舍之死则在于“士可杀而不可辱”，他受不了对他人格的极端侮辱。父亲对此曾深感悲痛，他叹息道：“平日见老舍随和、幽默、开朗，想不到他是个性格刚烈、自尊心极强的人！他投身于太平湖，显然是对这种不公正世道的无声的抗议。不过，自杀终究不是办法，为什麽不坚持一下，亲眼看看这世界究竟将会怎样的发展变化呢？我相信即使沧海桑田，最终仍然逃不脱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

       见《我的父亲茅盾》，韦韬陈小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版，P.58。

         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里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麽错误他就犯了什麽错误，别的没什麽可说的！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注：吴德，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朱元石，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P.26~28。

         在那些日子里有多少冤魂在大地上飘荡

        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间，十个月内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名，逮捕2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其中许多是冤假错案。在那些日子里有多少冤魂在大地上飘荡！

        另据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检察厅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儿有一字一句损害，被定为“恶毒攻击”罪而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万多人。

      “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因“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而制造的冤假错案，竟达24.9万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100万以上。江苏南京市是100多万人口的城市，抓“5.16”扩大化，竟抓了27万人。扬子江机械厂6000职工，有2000人被当作“5.16”分子抓了起来，占了三分之一。被抓的人，没一个说得出“5.16”是干什麽的。

          见《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纪希晨，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P.130。

        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说来可笑也可悲，反胡风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所写的按语中，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叫：“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本来是毛泽东形容胡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后来这句话却从反面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就经常注意要“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不过，我并不是为了干坏事，并不是为了“反革命”，而只是为了生存，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这是被形势逼出来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许多作为都可以说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不然，我可能早就活不出来了。

         见《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传奇人生》，康国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P. 173。

         永远难忘的凄清寒冷的漫漫长夜

         1975年5月29日，“四人帮”的专案组召集田汉的家属宣布“结论”。我们都抱一线希望去参加，不管怎样，只要父亲还活着就行，但听了以后，使我们万念俱灰，原来父亲在1968年12月10日就惨死狱中了，至于“定为叛徒”，“开除党籍”，那都是预料之中的事。对于我们晚辈来说，最悲痛的莫过于没收父亲的一切遗物，所有的手稿、书信、书画、照片，一切的一切全都消失了，而且没有任何手续，以后也无法追查，甚至在1979年4月25日要开田汉的平反昭雪追悼会时，家里都找不到他一张照片，最后还是由新华社资料室提供了一张。父亲也是没有骨灰的，因为他的名字已被“四人帮”改为“李伍”。在他的骨灰盒中，只有他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关汉卿》，还有他生前的眼镜和钢笔。

        “文革”给我们家带来的终生遗憾太多太多了，后来据说父亲在临终前，曾恳求那些“四人帮”的鹰犬，让她见他的老母一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而我这做儿子的想去见他最后一面，更是痴人说梦了。我一岁丧母，即由祖母抚养，当1971年12月，祖母孤单凄凉地独自在痛苦绝望的心情中死去时，我却远在千里外的襄樊劳改，得到噩耗，好不容易恳请回京料理。当我带着儿子青青赶回奔丧时，祖母已经长眠在床上五天了。幸好是在冬天，呼啸的北风从破碎的窗纸中刮进来。我扑上前去，抱着祖母大声痛哭。这时因为全家都受株连隔离，只有我带着她的重孙陪伴她共同度过这一永远难忘的凄清寒冷的漫漫长夜。

        见《我的父亲田汉》，田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P.1

         还有什麽比庆幸自己所爱的人不在人世更可悲

       1976年首都的悲痛气氛从1月延续到4月，人们臂上的黑纱久久没有摘下。清明时节，人们涌到烈士纪念碑去寄托自己对周恩来的哀思。上级传达叫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实际上没有谁不去的，4月3日，我（注：该书作者李湄）下了班直奔西花厅，迫不及待地把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所见所闻将给邓颖超听。她微笑不语，待我讲完，才不慌不忙告诉我，她已坐车到天安门绕了一圈。不过她没有下车，看不到那些骂“四人帮”的诗。我就把抄来的诗，一首一首念给她听，她最喜欢那首“三人只是一小撮，八亿人民才成众”。这晚邓颖超情绪很好，不像3月份我去的那次。那次是因为报上登了一句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句话，像个绕口令，现在的年轻人看了不会明白她说什麽。但那个年代，中国人都练就一双金睛火眼，特别敏感，一看就知道，这是批周恩来让邓小平复出工作。我非常气愤，下了班，把报纸拿去给邓颖超看。她的反应出乎我意料之外，她非常平静：“反正你干爹已经死了，爱怎麽说就怎麽说好了。” 我突然明白周恩来为什麽要把自己的骨灰洒向祖国大地。联想起妈妈（注：李湄的母亲廖梦醒）看到那末多熟人被整得死去活来时，也曾痛心地对我说：“幸亏你爸爸（注：革命烈士李少石）不在了，否则现在还不知道怎样挨整呢？” 中国人经过“文化大革命”都悟出一些道理，但是，还有什麽比庆幸自己所爱的人不在人世更可悲呢？

        见《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李湄，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P.313。

         你们这些人冲着我来啊！为什麽要冲着年轻人

         71岁的老父亲（注：作者指郭沫若）住进十八号院，在这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送走了两个儿子，经历了批林批孔，1976年大地震，以及病魔的袭击。

        1978年，父亲病逝离开十八号院，与父亲生活了四十年的母亲（注：作者指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心情非常沉痛。后来在听取调查大弟弟世英之死工作组报告时，看到了世英的遗体照片，赤裸的身体满身是鞭打的伤痕；双手腕、双脚腕捆缚处伤口已皮肉筋外翻，露出了骨头。据分析，这样的伤痕是手脚被捆，用钢鞭套着橡皮套抽打，由于痛苦挣扎而造成的。世英遗体的照片我们藏了十年，一直都不敢给父母亲看，怕她们、特别是母亲精神上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但是工作组不知道母亲的身体情况，将照片连同所有的文字材料都给了母亲。母亲在世英被害时，曾对着天痛苦地大喊道：你们这些人冲着我来啊！为什麽要冲着年轻人。他白天强烈地抑制着自己的悲愤，而晚上却一个人在床上悲痛地哭喊着。这次看到儿子遍体鳞伤的遗体照片，母亲受到了很深的刺激，我们知道已经晚了……。尽管邓妈妈（注：作者指邓颖超）对母亲说，中央研究郭老去世后母亲可以继续住在十八号院，但母亲接受不了这种待遇。组织上安排母亲到海边、外地疗养，母亲不接受，她还参加了一些外事及社会活动。她病了。父亲去世后八个月，母亲也去世了。

         见《我的父亲郭沫若》，郭庶英，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P.216。

         “七君子事件”的主角之一

        王造时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早在1919年，他才十六岁，就成为五四运动中的一员小闯将，曾因反对卖国贼而两次被捕。1936年，他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因“爱国有罪”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的主角之一。……

        在遭到“批斗”、“抄家”之后，王造时先生与1966年11月21日被铺，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至1971年因“肝肾综合症”病故于狱中，一直是“未决犯”。

         王造时这次蒙冤，乃是被人诬告。他在与一位朋友闲谈中，说及他自己对政治、外交、经济等的一系列见解。他是一位“政治学博士”，三句不离本行，说说这些见解也不防。可是这些闲谈竟被说成他的“政治纲领”！甚至被诬为他要组织什麽“政党”？！

        王造时先生三次蒙冤，而他的家庭也极为不幸：她的发妻朱透芳女士在1956年3月病逝。长女、长子、次子均患精神病，先后去世（其中两子是在王造时先生1966年被捕后，因经济拮据，被精神病院逐出，三个月内接连死去）。他最喜欢的小女儿，1957年正在复旦物理系学习，竟受他牵连，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小女被剃成阴阳头游街，在过度抑郁之中患乳癌。在王造时病逝后不久，他也死于癌症。真是家破人亡！

        王造时先生不幸的一生，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左”毒不除，知识分子休得安宁！

       见《出没风波里》叶永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P.184。

        一个无限执著的爱国“巾帼英雄”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浩劫一开始，李月美就被划为“资本家”成分，再加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开始被勒令下田劳动改造。……迫害一步步升级。开始搞戴高帽游街示众了，每天强迫李月美敲锣游斗。所到之处，人们拳打脚踢，小将们高兴时随时揪着头发来回折腾。不多久，李月美的身体垮下来，瘦得皮包骨头，再也经不起长期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的折磨，她时常昏倒过去，李月美再也受不了，决心以一腔热血，对祖国人民也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作最后一次轰轰烈烈的抗争！

        1968年8月28日深夜，经过过数月的整治喧嚣，疲惫了的批斗者和挨斗这已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一个刚烈的女子，一最后的母爱环视睡熟中的八个子女，然后转身到隔壁窗口，朝着黑暗中的迷惑星光，举起一把镰刀，朝左右双手的动脉管猛割。殷红的血液流淌着，在一片血光中，她用滴血的双手捧着镰刀，把脖子对着镰刀猛扑，鲜血染红了镰刀和土地，她如此壮烈地、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对“文化大革命”暴行进行最后一次反抗和示威！

        她，就是这位1939年女扮男装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巾帼英雄——李月美。

        李月美死得真壮烈，死得像个不屈不挠的烈女英雄！

        李月美壮烈牺牲了，她没有死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之下，她没有死在异国他乡，她死在号称“最最革命”的人民手里，她死在魂牵梦绕的故国家乡，她热情如火地从异国他乡归来，没有想到得到的是如此归宿。这是一个无限执著的爱国“巾帼英雄”的悲剧！

        见《最后一批人》，方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P.113。

        江青一伙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经法庭审判长同意王昆仑由其女儿代为发表证言。

        证言说：“我被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诬陷为特务，使我受到严重的迫害，江青他们只一句话，就把我逮捕起来，关押监牢达七年之久。……在监狱里，江青一伙只是赚案人员对我大搞逼、供、信，强迫我招认是‘特务’，是‘反革命’……江青、康生一伙这样做，并不是对我个人有什麽仇恨，它们是为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所以点名一大批，揪斗一大批，逮捕一大批，害死一大批。仅就民主党派来说，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长期同我党合作的，还是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同志；无论是长期坚持统战工作岗位的共产党员，还是国内外知名的民主人士，几乎无一幸免，逮捕的逮捕，批斗的批斗。这些同志，他们在解放前同国民党反动派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跟特武斗，随时随地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也有他们的血汗（和）功劳。”

       证言还说“当年，蒋介石反动派把他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只是顾虑人民和社会舆论才不敢公然谋害。然而蒋介石所不敢做的，你江青竟然做了，当年反动派所不能干的，你江青竟然干了。你江青破坏了我党的统一战线，迫使我们许多好同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多少同志饮恨而死。江青一伙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见《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王文正口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P.141。

        本世纪最壮烈的一大悲剧

       最值得认真具体分析的是十年内乱时的自杀现象。这一时期的自杀有三大惊心动魄的特征：一是超高百分比，创下了骇人听闻的可悲的新纪录；二是全方位分布，包括了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职位；三是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人，看看下面这个极不完整的名单便无须再作过多的解释了：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闻捷、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小白玉霜、容国团……

        我想，有朝一日，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里将可能出现一个分馆，这个分馆的名字，直截了当，就是“‘文革’中自杀者纪念馆”，为的是专门纪念他们和表彰他们！可以断言，这个“‘文革’中自杀者纪念馆”一旦揭幕，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具特色、最感人的纪念馆之一，像保留下来的著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无数善良的人们将在这个分馆里川流不息，凭吊默哀，献上鲜花，洒下热泪，因为这里陈列着本世纪最壮烈的一大悲剧。

        见《我的父亲老舍》，舒乙，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P.165。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父亲（注：作者指茅盾）看到了一份毛主席与政治局委员的谈话记录。毛主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麽几十年，把他赶到那麽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麽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麽办，只有天知道。”父亲看后半晌无语，过后显得心情沉重地说：“这份材料不像是假的，遣词用字都有毛主席的风格，也符合毛主席的逻辑。不过话语中的忧患情绪是毛主席少有的，这篇谈话倒像是一篇遗嘱。他要坚持文化大革命，可又看到他能依靠的只是江青这样的人，所以只好说‘只有天知道’了！”

        三个月后，毛主席逝世了！又过了一个月，“四人帮”就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中国大地上没有刮起“血雨腥风”便和平地结束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见《我的父亲茅盾》，韦韬 陈小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P.67。

         把我淌着血的心捧献于读者面前

       “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多少悲惨、悲哀、悲痛、悲壮的悲剧上演了。那也是一个笑剧和闹剧的时代，多少荒唐、荒谬、可鄙、可恶的笑剧和闹剧上演了。而最终以四支不能再横行的螃蟹吊成一串的喜剧闭了幕。

        那也是一次灵魂大展览，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把自己的灵魂不由自主地拿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了本色的展览。多少卑鄙、丑恶、凶残、谀媚、奸诈、虚伪的灵魂，都从自动脱下的漂亮的、道貌岸然的外衣里展示出来，还自鸣得意。同时又有多少正直、忠诚、耿介、光明磊落的灵魂，从被打落尘埃的卑微的躯体中闪射出冲天的光芒，连那些嗜血狂徒也感到可怕。

        那也是一个炼狱，使真金变得更纯净，使精钢变得更坚硬，使英雄现出本色，使懦夫起来战斗，使奸宄现出原形。

        我也经历过炼狱，我也展示过灵魂，我现在把我淌着血的心捧献于读者面前，不是乞求读者的同情和怜悯，也不是想激起仇恨和报复，我只是希望从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中，引发善良的人们进行冷静的思考。从这里得出必要的结论，引为将来的借鉴，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也。

        见《沧桑十年》，马识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P.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