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启示

        中午接厦门中院刑庭的电话，告知陈××故意伤害一案下午3点宣判。南平与厦门相隔400公里，我是无论如何也赶不过去的。下午4点半，我才挂电话了解陈××的判决结果：第一被告人叶×判死缓，第二被告人陈××判死刑。对于陈××的判决，其实没有什么悬念，但是作为陈的辩护律师，我却曾经心存幻想，现在证明一切都是按常规行事，不可能出现什么奇迹。此案给我的启示：
        一、中国是世界上适用死刑最多的国家，“以命抵命”不仅符合国家的刑法精神，而且也迎合一般老百姓的心理。西方保留死刑的国家（比如美国）将谋杀案分级，只对特别凶残的罪犯适用死刑，在中国目前还做不到。我在接案时，就向陈××的亲属说过：陈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第一次会见时，陈××问我：“保命的概率有多大？”我答曰：“50%”，除此之外，我还能有怎样的回答呢？
        二、我不知陈××是否会上诉？我在第二次会见时，陈××提出：“如果判我死刑，我想捐献器官。”当时，我劝他：“现在不要说这种话，要把程序走完。”不知陈××是否会上诉？如果陈××上诉了，二审维持的概率有多大？我在向陈的亲属转告判决结果时，还是建议陈××要上诉，但是我同时建议其亲属不要请律师。因为，我估计二审维持的概率很大，请律师会增加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三、从我两次会见陈××，得出的印象：陈××还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因为从小父母离异，父亲酗酒成性，无力抚养孩子，陈××只好随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刚离家到外面去闯世界就遇上一圈子不务正业、又毫无法制意识的年青人，陈的讲“义气”的个性，使他闯出大祸，既害了他人，又害了自己。在这个案子中，两个年青的生命就要这样地完结，除了死者的家人外，还有谁为之惋惜呢？
        四、如果你是法官，你会给陈留下一条命吗？从内心深处，我是不赞成“以命抵命”、“从重、从快”的，但是作为法官，你又能以什么样的理由给陈留命呢？《刑法》第四十八条的“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你又如何认定与适用？看来我天生只能是律师！律师的角色使我对生命有一种特别的敬畏与怜悯，而不论其有罪，还是无罪。
        五、中国的两审终审制与死刑复核程序都打上了“中国特色”的印记。我目前能够提出的两点抗辩（第一、陈××的主观恶性不算巨大，不属于《刑法》第四十八条的“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第二、陈××有悔罪的表现，认罪态度较好，其家属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赔偿受害人的部分损失。）不足以改变一审的结果。中国律师刑事辩护的空间是不大的。
       六、如果陈××最终被判处死刑，他的捐献器官的愿望能否实现？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法院与看守所会给他怎样的临终关怀？我估计，一审判决之后，陈××要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他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他在想些什么呢？对于已被判处死刑的人，辩护律师又能给他怎样的帮助？其实我是想多了，在现实中有多少更值得同情的生命得到过关怀？              
                                                                                                                 2010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