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武杀人案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安徽皖松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和被告人王敦武的委托，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出席今天的法庭审理。对本案被告人造成的不幸非常抱歉，希望受害人家属能够节哀顺变，被告人及其家属能够积极赔偿。下面依据事实与法律，针对龙岩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的指控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

    一、岩检公刑诉【2009】4号起诉书指控的部分事实不实或避实就虚。

    1、起诉书认为：“两人发展为婚外情”，2006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告人与妻子离婚，此后，与林敏之间就不是婚外情，而是堂堂正正的恋人关系，不受道德之谴责和法律之约束。

    2、“并将事先准备好的刀……”，被告人入室，带刀是事实，但并非为作案而准备，起诉书的“事先准备好”有混淆概念之嫌，容易理解为为实施犯罪的准备，应纠正为“随身携带”（下文将论证）。

    3、“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冲突”一词应予以确切描述，国家间的武力摩擦亦使用“冲突”一词，使用“冲突”有扩大情态之嫌。“林敏甩脱被告人的手（因身体失去重心），结果碰上门，把门关上”为当时情状的准确真实描述，这关系到被告人的行为过程。

    4、“在夺取菜刀的过程中被告人左手虎口受伤”，公诉书省略了此前“林华持刀刺被告人”这一重要情节。林华是冲进卧室，且立即拿起了刀，我们也要审查林华拿刀的目的，林华冲进卧室，不是劝阻，而是抓刀，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实际是什么，除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我们无从对证，但可以想见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多么合理“左手去挡，结果被刀刺中虎口处，右手去抢她大姐手中的刀，结果我右手大拇指上方被刀割了一下”，控方出示证据表明：被告人受伤部位与此完全吻合，也更符合情理。

    5、“随后，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扭扯，被告人在卧室内用菜刀朝二被害人身上乱捅直至死亡”，这是避实就虚因而是不客观、不公正的表述。

    其一，被告人在乱捅之前，有一刀是有意识的，被告人所有的供述和辩解也只能明确说出这一刀的部位，至今为止，他只记得这一刀，这就是被告人夺下刀，林华在女儿遭受伤害后，继续抱住被告人，被告人往林华背上捅了一刀，岩公刑法医尸鉴字【2008】第060号《尸体检验鉴定书》其左肩背部创口的形成及被告人在所有的供述和辩解中的“面对面的乱捅”足以证明这一事实，这一刀可以说明被告人当时的行为追求是“以伤害对方而逃跑”；

    其二，刀在床上，龚林在床上，林华持刀、龚林在背后就扯被告人，可见，此时相争地点在床头，而床边离门边有近二米，虽同在卧室，但地点有变化，原因是争斗过程有变化，被告人捅伤林华背部后，意欲逃走，跑了一、二米远便被受害人抓住背后衣服，使之无法脱逃，被告人遂转身，正面、侧面乱捅，岩公（刑）勘【2008】02号《现场勘察笔录》第四页载西墙、西北墙角（门边）三处喷溅血迹及受害人倒地地点、血泊位置足以证明被告人乱捅时的位置是在门口位置。位置的变化及位置的距离说明被告人已经实施逃跑。

    其三、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乱捅时受害人已死亡，“至死亡”与“致死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至”表明受害人当即死亡，而当即死亡是没有证据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对此事实均无证据涉及，虽被告人第一次供述和辩解有“倒地后逃出房间”的描述，但倒地不能代表死亡，概念的转变足以引起犯罪情节的变化。

    上述分析说明被告人有两次行为过程。前一次，被告人出自自卫而夺刀，夺刀后，因要摆脱纠缠，致伤林华及其女儿；第二次，因已伤人，急于逃跑，逃跑受阻，遂使事态进一步升级。上述事实，不是要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而是查明犯罪的过程，尤其是解释了被告人的犯罪心理、主观追求和行为的内在机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司法机关不仅要查明可以证明行为人犯罪的事实，也要查明可以证明行为人此罪与彼罪、罪轻的事实，公诉书仅表述“发生纠扯，在卧室内乱捅直至死亡”对被告人而言是不公正的。

    庭审中，控方对上述质证意见认为：1、辩方意见不影响案件基本事实；2、辩方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辩方认为：辩方一再强调的两个关键情节——林华先行持刀伤害被告人及被告人捅伤林丽华背部后准备逃离受阻，反映了行为的发展过程和被告人的心理演变过程，这属于案件的基本事实。如本案，当林华冲进房间时，被告人不是持刀相向，而是喷射护身宝，护身宝的功效是使人失去反抗力，从而无法伤及己方，但同时它不可能给对方造成其他伤害，更不会造成死亡的后果，所以，显而易见，在被告人喷射护身宝时，被告人是无杀人的故意，亦无其他伤害故意的。辩方证据证明被告人无杀人的目的和动机，而目的和动机是审查犯罪行为主观方面的主要因素，当然与案件有关联，为人民法院应当审查的内容。

   二、被告人并无杀人的动机和目的

    被告人与林敏相爱多年，彼此忠贞不渝，唯在一起为幸福，唯林之幸福为己之幸福。林敏亦如此。辩方出示大量二人日志足以证明。行为之前，伤害林敏的念头被告人想都没想过，更不要说杀害林敏。2008年8月11日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第五页“又从福州来龙岩找林敏，来的目的是和林当面把事情讲清楚——直到8月9日才找到林敏”反映其真实的心理状态。

   三、王的行为是临时起意，被告人带刀是为了防身，并非准备的作案工具。

    1、被告人在2008年8月10日供述和辩解中“前一个月左右我在福州和林吵架，她表哥带人来。我这次怕她和她家里人又叫人来，所以我带了刀去。”

   2、被告人在2008年8月11日供述和辩解中“她们家里有很多人，把我赶出去，我这次就带这些工具去，怕发生上次的事情。”

   3、被告人2008年9月12日供述和辩解“带刀目的是为了防身”。

   4、通话清单的说明，2008年8月9日9时15分至9时23分，林华五次通知家人：王武过来了，要求大家都过来。不但证明确曾有过类似事情，而且被告人的担心并非多余。

   5、龚华的证词中“（打电话时）林华是不会紧张，是比较轻松的语气”，说明事情突然变故，之前无任何迹象。

   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并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被告人虽失却理智，但其主观并无杀人的故意。

    我们先看被告人的行为及其心理状态。

    1、2008年8月10日1时25分至4时15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我看到林敏受伤蹲下去，我就知道事情大了，就出了伤人的房间。”

   2、同上供述和辩解，“你持刀乱捅，你知道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吗？”“我当时没时间考虑”“你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救人？”“我当时看到小女孩在叫，以为隔壁会有人发现来就她们”

   3、2008年8月11日10时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以后我朝她们姐妹俩身上乱捅乱砍，什么部位我记不住，乱捅一阵后，看到林敏受伤蹲了下去，我知道事情闹大了，就逃出了房间”

    4、2008年8月11日15时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林大姐被捅伤后松手，我挣脱后准备向客厅跑，她们二人追来，其中一个抓住我，我转过身来，持刀向她们身上乱捅”

    5、同上供述和辩解，“我真的没记住捅她们身上什么部位，捅完，她俩松开抓我的手，我松开刀，人跑出了房间。”

    上述证明被告人因为有伤害林华和其女的行为，急着脱身，所以有伤害林家姐妹而求脱身的主观追求，当看到林丽明“受伤下蹲”时，被告人对自己行为的严重性方有所认识，而且，此时，被告人仍然是认为“伤害”了林敏，充分说明被告人只存在伤害的故意。在此，必须提醒合议庭注意的是，对于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的区别，应分析其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

    1、不能以后果论。因为故意伤害致死的后果也是死亡。

   2、不能以工具论。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区别的标准是看行为人是不是使用“可以致人死亡的工具”、“打击致命部位”，这种标准看似公平、合理，好像是实事求是的，其实是有悖于犯罪构成的原理的，在实践中必定造成错案。道理很简单：可以致命的工具也可以用来伤害他人；何谓“打击致命部位”究竟是依司法人员的认识标准还是行为人的认识标准，抑或是纯客观标准？不好认定。

    本案，其打击方式是胡乱，其打击目标亦无选择，说明被告人并非追求打击要害部位，没有追求受害人死亡的故意。其目的是希望林家姐妹松手，且当发现林敏“受伤朝地下蹲”时，感觉事情以大，遂住手，夺门而出。

    3、公诉机关整个材料均无王对行为时的主观方面进行直接描述，但王并不具备追求林女死亡显而易见，那么，是否具备放任的间接故意？辩护人认为，所谓放任，其前提条件是对行为结果有所预见，也就是说，被告人对行为可能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有预见，但真正的事实是，王当时什么也没想，之想到早点跑，因为他已经“杀了林大姐”背上一刀，他根本没想到他的行为会造成死亡的后果，他无杀害人的任何目的和追求，他对死亡没有预见，所以不是放任。他是想通过伤害的行为来达到“逃跑”的目的。

    工具不是蓄意提供，场地、时间并无选择，行为方式是失去理智所为。

    4、另，我们不能忽视林华持刀伤害被告人这一情节，该情节直接导致被告人失去理智，致使事态升级，同时，被害人对后果发生有一定过错，可以作为被告人从轻、减轻的情节。

    五、适用法律建议

    审判长、审判员，犯罪是一种社会疾病，需要对症下药，《刑法》的功利目的如同医疗，是治病救人。不但救助病人，更拯救生者，希望他人以为警醒，法律是善的。本案，本辩护人在此辩护，同样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后果严重，我的目的不是辩护，而是请求宽恕，从生者的角度，他年迈的父母，他的孩子。我们不希望他成为孤儿。

    今天，本律师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参加庭审，一段优美的爱情故事演变成凄惨的悲剧，世事难料。现斯人已逝，长歌当哭，我们请求能得到林家的谅解，希望尊敬的法官怀着仁慈之心，对被告人从轻判处。

                                                           辩护人：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