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追问路桥费 不可缺失的公民精神

摘要：

面对高企的路桥通行费，珠海律师林叔权先生决定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不懈追问收费的合法性、正当性，并诉诸法院。我要为林叔权律师的举动喝一声彩。

面对高企的路桥通行费，珠海律师林叔权先生决定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不懈追问收费的合法性、正当性，并诉诸法院。我要为林叔权律师的举动喝一声彩。

    中国的收费公路大概是世界上里程最长的。本来，修桥铺路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那么政府本来应当优先使用税款做这些事情。但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想法总是比较古怪，他们拿税款干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却舍不得花钱修桥铺路。不过，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军师式的人物。这些所谓的经济、金融专家告诉政府，其实政府完全可以贷款修路，或者向商业企业出售路桥经营权。

    九十年代中期，各级各地政府都开窍了，或者自己摇身一变成为路桥经营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或者把路桥经营权出售给自己中意的中外企业。不管通过哪种办法，政府都变成了公司，大做路桥买卖。

    政府很快就发现，这买卖比世界上任何买卖都好———也许只有中国式土地生意除外。政府可以把收费标准订得高高的，反正收费标准自己一家来定，包括人大在内的任何机构都插不上嘴。更妙的是，一座大桥、一条公路，只要开始收费，就可以永远收下去。收费路桥可以像印钞机，民众的钱通过这些路桥，源源不断地流到政府腰包。政府可以拿着这些钱去干它喜欢干的任何事情。因为这类经营性收费根本不用进预算，怎么花谁也管不着。所以，有人追问这些收费的去向，各个部门都支支吾吾。原因恐怕不是他们不知道，而是他们不敢说。

    这样的赚钱好买卖，政府当然希望永远做下去。按照经济学的原理，这完全符合经济人理性———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典型的理性经济人，他们当然会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策略永久化。

    按说，在常规交易中，一方实现自己收益最大化，另一方也必然同时实现收益最大化，否则就不可能有交易。但在当代中国无所不在的路桥生意中，政府这个交易主体不是一般的交易主体：它掌握着权力。因此，政府作为路桥商的收益之最大化，必然意味着不得不通行于这些路桥的民众的利益被系统地、持续地、大规模地侵害。麻烦的是，在政府内部，缺乏校正这一问题的机制。

    谁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民众自己。依据同样的经济学范式，政府把路桥当成赚钱的生意来做，为的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那么，公众基于自己的利益，当然就有理由阻止地方政府这样做。

    但事实上，很少有公众这样做。这倒不奇怪。在这里，公众陷入制度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每个公众的利益都受到了侵害，政府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但是，双方的收益-成本是不对称的：一方面，收费对象多，而政府规模小，每人可得到的收益很大，有足够的激励维护收费路桥制度。另一方面，公众人数众多，每个人因为政府收费而遭受的损失并不大。但若起而维护自己的权益，付出的成本却较高。这样，在每个工种那里，成本-收益大为失衡。因此，除少数例外，几乎所有公众都选择了忍受，最多骂几句解气了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叔权律师的举动才特别可贵。在经济学家、乃至常人眼里，他显然是不理性的：他付出很多，可能得到的收益却只有一点点。然而，他依然去做了这个事情。促使他行动的，就不再是经济人理性，而是公民精神。林叔权律师挑战不合理收费制度的行动证明了制度变迁的第一原理：推动社会良性变化的力量从来不是经济人理性，而是民众的正义感、公民精神、公共精神。当代中国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制度，包括路桥高收费、超期限收费，乃至大量路桥变成经营性项目，这些制度之所以得以长期维系，就是因为民众都在默默地配合这些制度：人们太爱钱了，人们只进行物质性利害计算，而根本忽视自己的尊严，相应地也太缺乏公民精神。

    那么，现在，林叔权律师已经站起来了，会不会有更多珠海民众站起来，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维护的权益？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不仅是一种荣誉，其实也是一种责任。

    □秋风(知名学者、时评家)